在拉特罗布阿诺德的追悼会上，大杰克谈到了坐飞机穿过西德克萨斯风暴，系着安全带，吓得魂飞魄散，而飞行员，阿诺德·帕尔默本人，却非常开心。他当然开心。阿诺德在天上。闭上你的眼睛，就会看到那张笑脸。


在他最辉煌的时期，阿诺德的球被1号木杆打起、飞出只是个巧合，那和喷气式战机从航母上起飞十分接近：压低、快速，压低、快速，然后，嗖，突然爬升。如今他们不再这么飞了。


尼克劳斯记得阿诺德从拉特罗布飞到哥伦布的那些日子，独自驾驶一架单螺旋桨飞机，接上自己飞到一个地方，打一场表演赛，挣点快钱，每人2000美元，大约如此。第二天，他们会回到飞机上，如法炮制。底特律，塔尔萨，圣安东尼。一幅颇具男子气的，自己动手、独立自主的画面，不是吗？


那是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都疯了——暗杀、战争（冷战，还有其他的）、暴乱。但在云端，两位高尔夫精英、伙伴、对手和朋友，头发上抹了发胶，高尔夫球包放在后座，飞遍了这个辽阔而美丽的国家，机会俯拾皆是，灰色如丝带般的艾森豪威尔洲际高速公路在下面缠绕。他们一起在世界各地的球场上走过数百英里，但这个数字在他们共同飞行的距离面前显得无比渺小。


你能想象阿诺德所享有的那种自由吗？一位自己拥有飞机的飞行员，一份由自己安排时间的工作。他可以在家和自己的妻子、女儿共进晚餐，随后登上自己那架“空中指挥官”去参加在芝加哥的聚会，然后再回到家与温妮、佩格和艾米一起吃早餐。（感谢阿诺德·D·帕尔默的榜样。）一位中年男子还能有更多乐趣吗？


所有的自由，包括言论，都是有限的。飞行员被各种各样的规定约束，还有航空法。高尔夫球员也是一样。阿诺德伟大的朋友鲁斯·梅耶，塞斯纳航空的名誉主席，向我说明了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所必备的心理素质。他提到阿诺德作为飞行员有将近20000飞行小时（与职业飞行员苏里·苏伦堡迫降在哈德孙河的时候差不多）。“驾驶一架飞机不需要有过人天赋，”梅耶说道。“但你必须有良好的空间感和出色的协调性。”阿诺德高尔夫职业生涯的成功也基于同样因素。所有那些救球——越过树枝，穿过其他什么的。你必须在实际打之前就看出那样的击球。


佩格，两个女儿中的大女儿，画了一幅父亲在驾驶舱的油画，画中父亲坐在左边的位置，冷静，操控着飞机，对着无线电讲着他最喜爱的话题之一：天气。“他很难投入到闲聊中，不过他喜欢聊具体的、实际的事情，”佩格对我说。她讲述了1974年和自己的父母从奥古斯塔飞到弗吉尼亚的威廉玛丽学院为自己入学报到。“我的父亲和他的副驾驶拿着我所有行李，爬了三层楼，来到杰弗逊大厅，”她说道。“那天有32℃，而且湿度是100%。”阿诺德应该会对自己女儿对天气条件的敏感感到满意。


一次，我问阿诺德他的梦想是什么。其中第一个是有关高尔夫的，他答道。第二个是关于生意。第三个是飞行。那么第四个呢？“其他，”阿诺德说。


阿诺德最后一架飞机也是他的最爱，一架塞斯纳奖状X（罗马数字10）——飞行员术语中的“X”（这个字母对高尔夫球员没什么意义）。对阿诺德来说，那个X代表着他的必杀技：高度和速度。（这架飞机的飞行高度可达51000英尺，飞行速度接近音速。）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是8月31日，在他拉特罗布的办公室里，是一家名为《公务航空内幕》的杂志。他最后一次飞行是搭乘直升机，从拉特罗布机场（阿诺德·帕尔默地区机场）飞往匹兹堡的一家医院，那是他去世前三天，9月25日。他生平第一次看到飞机升空是20世纪30年代，在拉特罗布的军用机场，他和家人在那个大萧条时代一同出行。2016年9月29日，一个有风的周四上午，他的骨灰撒在了拉特罗布乡村俱乐部的9号洞果岭。他的追悼会于5天后举行。莱德杯奖杯出现在追悼会上。


前来悼念的人——不，是来送别的人们——走出圣文森大学的大教堂，迎接他们的是洒满大地的阳光，还有他的副驾驶皮特·卢斯特驾驶着阿诺德的奖状X环绕教堂低空飞行。突然，阿诺德的飞机——白色的、时髦、优雅、动力十足——向北爬升，消失在云中，飞向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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