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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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莫干山上走向全国，并深刻影响了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


6月21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再度对中国改革做了最大胆的建言。他强调称，中国现在变革的总目标是，建一个稳定的经济、政治制度。




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制度是重要的，但是制度从哪来呢？简单说就来自理念，任何制度变革都是理念变化的结果。


米塞斯的理念是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有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可能取代旧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时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


看一下历史，社会变革通常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了另一种主义，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或者理念战胜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了西方主义。


计划经济是理念的产物，不是来自人类从下到上的制度引进。邓小平的改革离不开理念的变革，这个理念包括从相信计划到相信市场，从相信国有企业、公有企业转向相信民营企业，从不相信企业家精神转向相信企业家精神，从所谓的独立自主，闭关锁国，转向相信了对全球对外开放，从相信人治，到相信法治。


这些理念的变化，过去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理念从哪来？就是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政策主张之间的竞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经验是事后检验，但理念对人类行动的影响是事前的。


思想市场划分为三个层次：


☞ 第一个层次叫学术市场。这个市场创造了原创性的理念市场，在这工作的人就是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


☞ 第二个市场是传播市场，第一个层次怎么被普通人理解，取决于第二层次市场，这一工作的人是公共知识分子、媒体、出版社，教师在这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我还想强调一个第三个思想市场，就是实践市场。实践市场其实是不同的政策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市场上活跃的人主要是这几类：政策制造者、顾问、政治领袖。不同的政策之间都应该进行竞争，不应该（用）排他性的政策来实施。


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时代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好多伟大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这样的人，他们创造了思想，就变成了中华文化精髓。也有负面的例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还有满清皇帝的文字狱。我认为他们对思想市场的巨大破坏，给我们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很大的事，有益于市场经济时代的形成，包括经济学家对80年代的计划经济的依赖，包括经济的探讨，法治界对中国的探讨。改革开放初期初期的思想市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与思想解放，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批判。


“莫干山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市场实验。据参加过“莫干山会议”的一位人士说，他认为那是真正的自由。那时候，年轻人之所以提出改革思路，就是因为受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注重哪样是对的，是有效率的，而不是说教。刚才也谈到了平等，参加会议有很资深的官员，我当时不到25岁，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平等，这是我觉得“莫干山会议”是非常好的思想盛宴的原因。


我们经历了这样的改革，也经历了理念的变化，这很重要。简单说，在1984年之前，社会经济价格只能由政府来制定。我的理念是，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都不是合理的价格，合理的价格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当中产生。价格改革的出路是放开价格管制，我们叫双轨制价格方式。理念的变化非常重要，“莫干山会议”由于有这样的自由，对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思想市场有后发优势。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相比，中国思想市场的发展是最落后的。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国取得了这么大的经济增长，我们引进了西方技术、管理方式、设备，同样我们引进了好多西方的创新思想，包括经济思想，西方人生活在自由市场中探讨市场对我们国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面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


思想仅仅靠引进是不行的，因为每一个国家变革都有特殊情况，只有思想和特殊的历史、文化、道德、习惯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思想才具有可行性，任何变革都离不开本地思想市场发展。


中国改革到今天可能变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宪政、法治和民主。十八大提出改革目标，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指是什么？我想需要共同的观点和思想的自由竞争。


学者的独立精神，个人在思考、社会不会思考，学者是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这就保持心灵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应该追求的是深思的生活，而不是享受生活，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享受生活，我们也就失去了心灵的自由，独立是世界的终端，没有独立意味着我们没有终端。


破除对思想市场的管制，一方面我们追求学术自由，任何思想自由都取得法定的垄断地位，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我们经济社会要有对思想的宽容，没有思想的宽容就没有理念的变化，因为，新理念就新在它是传统上不认可的，也就是多数是不认同的。


改革政府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资助制度，因为它纳税人钱资助了好多人的研究，这就破坏了研究本身的动力，所以我们应该取消政府研究项目的资助。现在大家都认识到政府腐败官员是权力太大了，学术腐败同样是中国政府干预太多。


中国的学术界腐败是因为没有学术自由，就是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创造的享受，不能够从创造中探讨追求的固有形态，按照这个区别，做好研究项目，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媒体人的职业精神必然走向腐败。


学术腐败的根源在哪里？思想市场受到太多的政府管制和政府干预。中国的学者要比美国、欧洲的学者更为物质主义，为什么？没有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学者就不可能享受创新型活动所带来的快乐，物质报酬就成为他们的主要追求，就如同农民一样。


媒体为什么腐败？我认为没有言论自由，媒体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职业精神，必然走向腐败，必然而然追求的是金钱。


总的来说，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变革的源泉，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作者介绍：张维迎，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Q&A


1、习近平重视改革是好现象


问：今天主题是关于莫干山改革的，您当时也是一个参与者，可能现在很多人对当年那样的一个气氛比较怀念，那您觉得和当年相比，现在的改革您如果打分的话，可以打多少分？


张维迎：我觉得现在没有那种气氛，那时候改革刚开始有好多问题，特别在学术界、经济学界大家非常有激情去探索这些问题。那时候改革是一种理念，现在改革好多变成一种工作，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包括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探讨，也不像当年那么热，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活动，能够使大家回想一下80年代那种精神，更多的关注我们的改革，更多的为改革出谋划策，为改革的理论寻找一些依据。


问：提到改革，我们现在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中央层面成立很多改革领导小组，包括像最近习近平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身份开了一些会议，在官方来讲，他可能是比较低调一点，刻意不去报道这样一个事情，那您觉得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来讲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对中国的经济可能试错的机会容忍度小一些？


张维迎：我觉得，最高领导担任这样一个职务，表明他对改革的重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重要的是，我觉得需要一种比较专业化的，就是有专人工作的班子来落实好多事情，研究好多事情。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仍然由现在的各部门去做的话，好像这种力度还是不太够。


2、08、09年刺激过度


问：银行最近进行了两次的定向降准，大家对这样的争议特别大，您觉得定向降准这样一个称呼和08、09年大规模的刺激有没有可比性？


张维迎：我觉得，08年、09年的刺激已经过度，而且当时我就批评它。现在中国经济好多的病，其实与那个刺激有关系。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躲过这样一个期间，也就是我们过去积累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时间来去解决它，所以我不认为靠这种刺激政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它，它可能短期能缓解一些症状，但长期来讲，会使我们经济机体更虚弱，所以我是不太赞成这样一种刺激政策的。


问：刚才给您提到的陕北那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大户侵占了农民几千亩的集体土地，然后几十个农民去把那个瓜分掉了，这样的话有一个新的称呼“打土豪分田地”，是不是和土地制度有关系，如果土地私有化的话，是不是可以避免这样一个情况？


张维迎：我想应该是，由我们土地实行所谓集体所有，实际是为一些有权力的人来掠夺这种土地提供一种机会，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中国还应该走法制的办法去解决，而不要形成一种群众运动。从历史上来看，群众运动，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大部分是负面的，所以怎么让我们中国人都学会用法律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当然政府本身在这点上要作为，因为法律的执行还是应该由法院，由司法系统（来完成）。如果司法系统在这里没有作为的话，它就会变成一种群众运动。


3、现在亟需变革


问：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历次改革，越往中前期改，成效越大，越往后拖，对王朝的成果就越危险，那您觉得对于我们中国有没有借鉴意义？


张维迎：如果你主动去变革，那它的效果会好一些，如果错过了一些变革的机会，后来就是你再要变革恐怕都来不及。我们现在还得应该有一个改革的紧迫性，如果没有改革的紧迫性，有好多事情拖到最后没有办法解决，短期来看，我们避免一些矛盾，但是长期来看矛盾会激化，到了不好收拾的地步。


主动变革，需要我们一些理念，一些观念的变化，哪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中国未来应该往什么方向走，如果我们不去探讨这些问题，那我们成天在按照一种固有的套路在思想问题，我觉得挺危险。



问：说到危险，有本书很热，《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威尔写那个，他说法国大革命，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大家都同意那样去革命，去攻占一个××，但是这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暴民的狂欢，他反而去同情那些贵族，觉得他们地位突然被暴民推翻，那么您觉得中国会不会万一出现这种情况？


张维迎：那我希望不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所有东西还是依赖于我们努力，有一些因素我们也不可控制。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去变革的话，要比被动的等待要好。当然，为什么我觉得这种革命性的行动，群众性的运动都不太好，因为这种行动它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它只是对现在的不满而导致现在的行动，这样很容易失控，从历史上来看，成功的变革都是妥协的，都是经过好多磋商，最后达到的，这种制度就比较稳定。我想中国现在变革的总目标，我们应该建一个稳定的经济、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