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一半是商人，一半是读书人

小懒猪呼噜噜

什么才是王月的人生转折点？是近三十年前告别讲台，从落基山上翻滚下来的那场车祸，还是悄然进入2.0时代的太平洋联盟？


半个月前，王月给太平洋联盟的全体员工开了一次视频会议，他给大家讲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村上春树和当下最火的《朗读者》。采访过程中，他描述倾听者的惊讶时，露出恶作剧成功般得意的笑。“大家可能以为我要讲公司策略吧。”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他可以跟90后打成一片，在KTV里大唱吴亦凡，也敢在台下打断老板说话，炒掉老板的恩人，你以为别人说他“没大没小”是真，但他又在任何时候提及老板杜厦时，加上“老师”的后缀，充满上一个时代“尊师重道”的烙印；他说自己太乐观，恐怕是世界上最不会得抑郁症的人，但聊起父亲、电影甚至《朗读者》时，却几度红了眼眶； 他所运作的是一家被视为行业“搅局者”、质疑不少的公司，但他却不愿在商人这个定义上，放弃文化这个如今似乎已不再重要的前缀。至于那场仿佛过于随性的视频会议，他的解答却充满了理性：“公司政策和销售动力我不用讲，人人都懂，但大部分员工都背井离乡，每个人都有乡愁和离愁，驱动大家努力的除了金钱，还该有快乐和在社会上生存的价值。我希望，他们看得到自己成长路上最核心、最关键的东西。那两小时鸦雀无声，我心里特别满足。” 面对这样一段话时，你不难想象，他曾经有一段“破灭”的人生“梦想”——在大学里当最受欢迎的老师。

我常开玩笑说，自己唯一的人生理想是被杜厦破坏掉的。我一直想在大学教书，当时我正在给88级讲微观经济学，上着课，他在外面敲窗户。他说，有个机会，咱们可以离开学校。我说还上着课呢。他说，找人替不就得了，我给他几百块钱。当年我工资才108块。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我跟着他去了深圳。第一个项目就是帮李宁做告别体坛的活动，杜厦是总策划人，我是秘书长。从那天起，我再没回过学校，也再也没有什么理想。

杜厦对我来说是师友兄，就是这个顺序。当年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他是数量经济学老师。我至今记得1983年自己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排队吃饭，金岩石（著名经济学家）站在我后面，再后面就是杜厦。金岩石对我说：“王月，新来了一个杜老师。”虽然后来我只选修过他的课，但老师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今天。因为杜老师，我的大学教书梦破灭了，也因为他，我没走上从政的另一条路。当时中组部和教育部的高层到学校来选拔培养青年干部，一共选上四个人，如今其中三位分别担任了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辽财党委书记和天津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只有我没去。原因？杜老师说，你不适合从政。除他之外，还有我非常尊重的研究生导师杨敬年先生也说我不行。他跟我说，做官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你这性格坐不住。人生到现在，我觉得老师们说得对。

工作是工作，人情是人情。连老板的救命恩人我都炒过，没什么可怕的。那还是在家世界，我当老总，生产部一个部门的经理是杜老师中学时的救命恩人，当年他是黑五类，另一拨红五类的红卫兵把他围在教室里打，全靠当时的同班同学、铁哥们儿把他救出来。这个人的人品没问题，但高中毕业就没再读过书，有点倚老卖老。后来他擅离岗位的事情太多了，部门又出了很多问题。我只能让他去人力资源部，他不服，直接找到杜老师办公室，说王月把我开除了你知道吗？杜老师听完原因然后说，那你只能走了。他给老同学讲了个例子：和平时代，不管风霜雨雪，营房站岗的军人都端着枪一动不动地站着，虽然毫无必要，他完全可以坐在旁边岗楼里叼着烟看着门缝儿就把工作干了。但这就是不行，因为这叫擅离岗位，军法不容。

经商成功不成功是一回事，但读过书和不读书的人区别是很大的，不论有钱没钱。前一段我看《朗读者》，作家麦家写给儿子的信里有这样一句——当你想家的时候，就拿起手边的书来看看，因为读书就是回家。感同身受，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儒商，是真的爱读书的人。每天睡觉前都会读几页，哪怕喝醉了也会装模作样翻几页。有时给员工讲话，我不用稿子也能讲两个小时，很多旁征博引的东西，不读书是不可能记下来的。因为读书，我从不骂街、不训斥、不会像土豪一样炫耀自己的金项链或者金戒指。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才真的值得骄傲。

我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会做高尔夫，可能杜厦当时也没想过。如果不是他喜欢这项运动，如果不是他卖掉所有项目时留下了杨柳青球场，可能就不会有太平洋联盟的出现。离开家世界后，我去做东方家园和百安居，也被人说是家居界的第一CEO，经济上没什么压力。但2010年，杜厦做了心脏搭桥的大手术，我去加拿大看他。他对我说，都这把年纪了，别再给别人打工了。如果想干，两件事可以成为方向：一个是做中国最大的农贸市场，另一个就是高尔夫，我去买球场，你负责卖会籍。我考察了一圈农贸市场，觉得还是高尔夫可行。现在想想，当时真是无知者无畏，我们已经错过了全球市场最热的高尔夫高速发展时期，错过了最好的市场环境，如果自己一直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恐怕不会选择这条道路。

在重资产的配置上，我们走过弯路。目前国外自营球场除了一家，其他全卖掉了，因为亏损。当初买海外球场，是市场调研不够充分，希望把中国球友的重心带到海外去。后来在销售中发现，国内买卡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在乎的是国内的球场能打多少，我在国外多少家球场能享受同样的待遇，至于球场是不是太平洋联盟的，区别不大。当时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想在国外打造一个同样的跨区域产品，把这个产品卖给美国人，让美国人凭太平洋联盟的卡到全世界打球，但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产品在美国几乎无人问津，让我们自有球场存在的意义更小了。国内情况则不太一样，我们提出过一个京津两地6个俱乐部10个18洞的想法和策划，虽然因为政策原因未能按照预定的时间实现改造，但也因此成为了稀缺资源，对我们的国际会籍销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毕竟重资产，尤其是27人的改造，让太平洋联盟更被市场和行业信任。

从改造起，27人俱乐部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座世界水准的锦标赛级球场。我和杜老师几乎走遍了全球最好的三四百座球场，包括国内最有名的佘山和山钦湾，我们就不认为中国有高水准的世界级高尔夫赛场。比尔·库尔设计的山钦湾靠的是天然的风光和地势，只用了十几万土方。27人完全不同，它是在一片柳树林的平地上靠7万土方人工打造出来的，可以说是用钱堆起来的。27个果岭下全是Sub Air的空调系统，这不是为了炫耀，确实是为了通风。整个球场的建造工程，连球车道的建造用的都是美国施工方带来的墨西哥人，所有的管道没有一根一寸是国产。不心疼钱？施工期间老外当着我们的面用了国产和进口两种水管做试验，一进水，进口的严丝合缝，国产的开始滴滴答答漏水。我们面面相觑只能买账。此外，因为有为大赛而造的初衷，我们肯定不会放弃举办国际比赛。

我不认为纯粹的会员制在中国行得通，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可能都值得探讨。当一个俱乐部成为少数人不求收益的玩物时，或许可以，但作为一个企业，我觉得用过于神秘的方式去经营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很难成功。27人俱乐部的经营入不敷出，毕竟，2900块的会员嘉宾费太高了，就算会员价便宜，你请三个朋友打一场球花1万块，这价格太难让人接受了。这和球场过去的会员结构比较复杂有关，也和球场所处的位置有一定关系。最近，我建议球会做一些调整，给我们的8000多名国际卡会员提供一些权益，比如过生日的时候可以带自己的朋友来打球，价格更能接受一点，俱乐部这里可以增加一些打球的人数和收入，减少一些亏损。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强化我们国际卡会员的一些权益，让他们更觉得自己是太平洋联盟球场的主人。

资本运作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资本才能让你拥有足够的规模。从我们最初构想的纽约上市，再到后来尝试过的新三板，一路遇到各种障碍。在国内，我们面临一个很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之前没有先例，太平洋联盟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如果是以国际卡会籍销售为主体，那么它会不会有天花板呢？我们找过国内最有名的审计公司，但最终还是绕不清楚这个问题。不过，天花板在目前看来还是个伪命题。第一，再怎么低谷再怎么有水分，中国的核心高尔夫人口总有10万人吧，我们现在的国际会员销售了8000多张，还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第二，一旦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会员人群，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甚至全世界最大的订场、电子商城和高尔夫旅游公司。更何况，我们还正在向国外拓展。

太平洋联盟走到今天，最大的挫败是两年前的北京球场老会员风波，当时几家俱乐部的老会员认为我们对球场的收购侵占了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管理层起了直接的矛盾冲突。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当时的管理层在球场总经理的选择上出了一些问题，让公关型的人才去做总经理，首先就不合适，再加上我们派驻的总经理一上任就采用公告的方式调整了会员打球的价格，主动激化了矛盾。天安的老会员当时投诉订不到开球时间，球场塞车严重，我一连打了三场球，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后来，我们退掉带头会员的卡，其他会员也就不再闹事了。后来为什么没有老会员再闹事？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把球场管理得更好了，而且还有机会享受一些太平洋联盟带来的规模效益，对产品的质疑解决了。

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政策的回暖，让球场改造的工程有机会进行。在规划中，北京天安假日高尔夫俱乐部会成为总统俱乐部，改造费用一定不比27人俱乐部的7000万美元低，老虎已经签约，设计方案也通过了双方同意，改造后的太平洋联盟总统俱乐部一定会成为中国最顶尖的锦标赛球场之一。

过去一年，我们最成功的策略就是海南计划。从今年1月1日开始的50天，我们卖了800多张卡，大年初一的海南岛上都有人买卡。以前这个时间销售们都放假了，但今年不少孩子们都没回家，一是机票太贵，二是在海南玩，没想到这么多人上岛，孩子们都忙疯了，拼命卖卡。为什么？当别人在最旺季的海南花2000块打球时，我们的会员依然只要60美元。觉得过度补贴？这么说吧，三亚最贵的球场我们一年的补贴不超过3000万元，但2016年我们的会员证销售达到了2700张，平均14万元人民币一张，总销售额是3.78亿元，扣除人工和佣金，毛利率非常高。在这个大前提下，补贴三五千万元算什么？这个商业模式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的商业模式会不会有问题？肯定会有，如果有一天没人买我们的卡，它就会出现问题，但我还是认为，这个问题几乎不会发生。先不提中国大陆现在像滚雪球一样增加的会员数量，我们还有巨大的韩国市场，未来可能还会有日本和中国台湾。韩国打球人口超过500万人，因为模拟器的火爆，还有大量的年轻人加入高尔夫用户的行列，所以，如果能占据这个市场的一定份额，一定会打破天花板。根据过去的失败经验，我们不会在韩国选择合作伙伴，全部团队都自己搭建。这个农历年我是在韩国过的，就是为了组团队，很幸运，我找到了很多能在两种文化中自由跨界的年轻人。过几个月，我会邀请韩国高尔夫产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群来参加我们的大型活动，邀请他们来看中国的球场，我们甚至考虑在韩国收购一定重资产，增加在新市场上的可信度。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撬动更大的市场，突破传说中的天花板。

2016年我一共打了50多场球，考虑到我是一个左手握力只有右手十分之一的“残疾人”，这个数字还挺值得骄傲的。虽然到现在球打得不怎么样，但我真的乐在其中，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和我一起打，高尔夫就像微信朋友圈一样，让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在我看来，高尔夫是很磨练性格的一项运动，欲速则不达，你需要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现在，高尔夫是我最大的锻炼方式，我很少坐车，18洞尽量走着打完。

生死线上走一回，你的人生观就会有所改变。2005年5月，我在加拿大出过一场车祸。时值清晨，洛基山零上三四度，路面有薄薄的雪。可能有点困，山路上一个右转弯，我没转过去，一脚急刹，车就翻下山了。感觉有20层楼那么高，耳朵流血不止，胳膊摔断了，一动不能动。没人发现我，手机也没有信号，在车里感受着寒冷和鲜血流下来时，我想，也许自己这条命就这样交待了。对生命彻底绝望时，一对加拿大老夫妻开着车经过发现了我，把我送去了几十英里外的医院。加拿大全部四家医院都不敢动这个手术，后来我回到洛杉矶做了手术，全麻6小时，捡出来一小盘骨头渣，整个肘关节靠7个合金钉连着。当时医生跟我说，将来你的胳膊能举到嘴边正常吃饭，就算手术成功。结果？我现在一年能打几十场高尔夫，医生四处讲学时用的都是我打球的照片。我本来就是一个乐观的人，经历过那一场车祸后，我好像活明白了。当年摔死了，不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么一想，人生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有人说性情中人都爱喝酒，我喝酒的原因其实和父亲有关。我父亲王禾是少年儿童文学作家，文革期间，他被扣上了反革命作家的帽子，被送去劳教。我妈怕他想不开，就劝他：“喝点酒吧，喝点就能睡了。”他就这样开始喝酒了。我七八岁时跟他一起在农村，常帮他去买酒，农村卖酒是拿输液用的酒瓶子打散酒，卖酒的老大爷一漏斗下去，瓶子满了橡皮塞盖不住，老大爷就说：“你喝一口，不就能盖上了吗？”从那一口酒开始，我们父子俩成了一对没有代沟的好酒友。父亲是个很特别的人，那个年代我们就彼此直呼其名，可以从晚上7点吃饭开始喝到早上7点，聊文学聊历史聊生活里发生的一切。我人生中的所有努力-考大学、考研究生和工作，好像都是为了他。为了和父亲坐一起，对着酒杯，分享自己所有的收获和喜怒哀乐，当年我在家世界工作时，常带着朋友在火车上站13个小时，回丹东和父亲喝酒。到今年，我父亲去世刚好二十年，他离开时，我忽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想做了，当失去努力的源头时，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当时我是家世界的副董事长、家居的CEO，跟杜厦辞职时，从来不喝酒的他陪我喝了四瓶啤酒。他说，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想做什么做什么，回来再说。但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开一段时间。除了父亲之外，我后来再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个人，可以很深刻地去交换心底所有最深处的东西，可以让我毫无保留地去分享自己所有的收获和失去，所有的喜怒哀乐。

梦想？我做梦的时代早就结束了。现在，我特别满足自己在做的这件事，而且乐在其中。你看，打高尔夫就是我的工作，这对多少人来说简直就是美梦。我可以一年打几十场球，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去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个爱好让我可以和任何人成为朋友，可以一起去玩，这不就是梦想吗？



图/张晓磊（万象凯旋）


©Golf Digest Chin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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